例如，他如此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恩怨纷结，方生方灭，息息生灭，实未尝生灭，见生灭者，适成唯识。

天地乎，万物乎，夫孰知其在内而不在外乎？(《谭嗣同全集》，第330页)由此，天地万物便成为八识所变现出来的虚幻不实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在内而不在外。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

造成两者上述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宇宙论根据的不同：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宇宙造化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差异性是造化之必然，也是统一性之前提。平等 万物一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历代各家皆有论及，而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最为突出和成熟。这就是他在《仁学界说》中总结的：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他最终不得不引入佛教唯识学理论，将问题的解决引向主观世界。不过，两位先生更多关注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与理学万物一体论的相似性，对于两者的差别则有所忽视。

要获得觉悟和解脱，就要破除一切执着，扫除一切名相。与程颢相比，《西铭》中阐发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是以气本论为基础的。现据各书序文述其取本及疏解采择之况列表如下。

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当此之时，人们力欲正本清源，为澄清名教的合理内涵而深究圣人本意，为明其崇本息末、内圣外王之义而援老、庄之所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困穷、永终在其上下文中是表示运终数绝的凶辞，但何晏等所撰《论语集解》释《尧曰》此数语并不取《尚书》，而是据东汉《张侯论》传人包咸的《章句》，解作祝福勉励的吉语。

凡此皆移一时风气，示来者轨辙，历数百年而愈受推重，为经学史上不容略过的大节，又尤足见其时经学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成就甚巨。至汉朝承其框架调整国策，又独尊儒术，完善秩序，儒生以其核心可与天道同存，然亦迭遇统治危机而有易代之虞。

这所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表明在东汉初年浙东一带，书、数之学仍是学童的先修之课。作为华夏政治文明长期演化发育的结晶，秦汉建立的王朝体制确有其不可及处，但在有序易代问题上暂时还是一片空白，其家天下体制特质又注定有些统治危机非易代即难消解，若以暴力进行则势必血流漂杵，遂须寻求和平过渡之方，使皇家易姓而基本体制和秩序仍得存续发展。由于律令在法律上明确了基本国策和各项制度，因而陈、瞿二先生所论魏晋以来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儒家化进程，实际也就是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继汉之势的进一步儒家化，从而全面推进儒学向整套王朝体制的渗透。至于此期经学发展的成就，在唐初撰定《五经正义》及高宗以来续定的四经注疏中更有集中体现。

但至20世纪，沿此而说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者，则在完全不同的背景、立场、感情和诉求下偏取其说，通盘接过了其所论失实的症结。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这两条佚文是说有条件的幼童一般须入小学习书、数，同时诵习《孝经》《论语》以为儒学初阶，成童得入大学深造者则习五经。非此即难以说明玄学诸代表人物皆为儒生且多经学建树的事实，亦无从解释东晋南朝玄学为何以名教与自然同一为其总体方向。

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

另如《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但此时儒学发展、发挥最多的自然不是这类言论，而是极尽强调纲常秩序并将之体系化而归为天道的内容，两者内在是冲突的。

又如《晋书·儒林传·序》曰：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这就继承和发展了汉儒亟言圣人所阐本乎天道可为永则，以改变上亡以持一统而下不知所守局面的论旨。若再考虑曹魏始崇古文经学而今文渐衰，汉末学术重心又下移至士族世家，其势自魏晋以来持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P. 2570《毛诗》残卷正文为六朝书风，其后又有约9世纪前期吐蕃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为记的题记，似为当时沙州一带寺学所用的六朝旧本。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故乱心不由于丑而恒在美色，挠世不由于恶而恒由仁义，则仁义者，挠天下之具也。汉魏以来经学进入学童课程的情况虽错杂不一，但士人在幼童阶段已通《诗经》《尚书》等经，其例在记载中确在增多，这是士人引领社会风气和儒学常识化势头强劲的反映。

如果说玄学尤为令人激赏的话，那也是其关注的儒学与现实问题至为重要，好以四方奇文异训阐释《易》及老、庄的形上之道，又甚讲求名理，思辨更为发达且又情感饱满之故。本文所述，当然不可能遍及儒学发展的各种表现，更无意全面讨论儒、玄关系和今人就此提出的诸多命题，主要是想梳理和明确史界习见的事实，尝试在前人基础上论定魏晋以来儒学仍在继续发展，衰落说无论从何种角度均难成立。

其中如敦研366号为北魏和平二年（461）十一月六日唐丰国所写的白文《孝经》残卷，这是北魏前期《孝经》写本直至唐以来仍被传习的证据。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

一是文书中多有儒经教材。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述所以论文，是因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儒学走向普及的突出表现是经学成为学童课程，其始正在东汉。当时朝士干济而通经如王朗、华歆、卫觊、刘劭、傅嘏、崔林、高柔、钟会者不在少数，学养深厚如高堂隆、王肃、郑冲、荀等亦不乏人，故正始议圜丘应者寥寥，要非人罕通礼，而必别有其因。

王充《论衡·自纪篇》曰： 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这是借高门训女之名而流传至广的读本，其中的具体言行要求皆符《太公家教》等处所述女性范则，也切合当时敦煌地区关于女德的观念形态。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亦抒此理。像钟会这样家世教养出类拔萃的士人，少已熟诵五经、晓其训解，继再研习深造而问四方奇文异训，故其后来亦好老庄、玄谈，可谓自然而然。

魏晋以来经传注疏的长足发展，还表现为古文经学并不墨守师说家法、好兼综诸经等风气的流行，以及井田、乡党、庠序、昊天、禘祫、六宗、明堂、声律等一系列问题在汉代基础上的进一步讨论。因此，实不应将灭亡原因归于玄学对之纠偏还不够切实有效及流衍出新的问题，况且玄学与儒学也不是相峙对冲、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末至西晋玄风愈盛，司马氏则以家世诸生，较之曹魏尤重经学，史载当时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后来拯晋国祚的王导、谢安等人，亦皆为兼好玄学的儒生。

两晋以来今文各家大多凋零失传，古文学优势进一步巩固，其诸多注解义疏实为当时经学发展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的集中代表，历南北朝隋唐而莫不皆然。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其进程至北魏孝文帝和南朝梁武帝以来明显加速且相互影响，并为隋唐统治框架和各项制度奠定基础，则为公认的事实。即从经常引用的史料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述汉末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魏文帝登位后在灰炭中重建洛阳太学，至明帝时仍颓而不振：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

八岁，诵《孝经》《诗》《论》。这也可见有关研究亟待破除成见，深入总结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得失，尤其是要重新梳理大量记载所示现象的内在联系，方能准确评估魏晋以来儒学演化的态势及其在中古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唐初以来确定《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的取本采择之况，正突出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所以多取魏晋经本和南北朝各家疏解，也正是其聚集了前人卓见，又随时代递迁而特有所重所长、成就已得举世公认的结果。各地的割据和南北对峙争统，以及学术重心常在士族世家而呈区域化特色，自亦增加了经解义说的头绪和支派。

这些状态透露的儒学常识化之要，是儒经及其所重理念和知识成为启蒙教育及小学所习的基干内容，故读书人自幼例须诵经，非读书人也多少熟悉、认同其中的普适部分，其他如天地人间等各种知识也都被不同程度地溯源和筑基于此，从而使儒学成为解释其他知识的一种基础性知识，也就罔论其无所不在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了。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